• 金钱在《老王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
  •           2011-10-19     浏览()     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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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——兼议“我”为什么“愧怍”

    王书月

     

    杨绛先生的《老王》一文入选沪教版、人教版、苏教版、鲁教版等多种教材,这篇文章展示了底层人的善良人性,打动了无数人的心。我听过很多这篇课文的公开课观摩课,每节课基本上都是先整体感知全文,了解老王的“苦”与“善”,接着从描写的角度品味老王善良的心灵,并探究作者“愧怍”的原因,最后拓展延伸出要关心社会底层人物的主旨,这样的课初看水到渠成,但往往在探究“我”为什么“愧怍”时力不从心,只能浅尝辄止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?原因就在于我们只是就文论文,并没有真正走进文本的“心”,更没有走进作者的“心”。

    一次听过课后,我听到两个学生的对话,一个学生说:“杨绛一家对老王那么关心,为什么还要愧怍?”另一个学生说:“是啊,她一家每一次都给老王钱了,而且在其他人都不理他的时候,也只有杨绛一家关心他。”我当时听了心里一震,是啊,从经济上讲,确实如此,作者愧疚的终究是什么?真的如教参所说的“作者的道德观在这里起了作用”吗?真的是仅仅为了体现作者的同情和悲悯之心吗?

    听着学生的话,我萌生了一个念头,金钱在《老王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?

    初看文本,直接涉及钱的有四处,分别是送冰的时候,送钱先生看病的时候,临终送香油鸡蛋的时候,最后是作者在最后反思时提及钱,由此可见,钱在文章中还是不可忽视的。

    一、“钱”是展示爱心的媒介。

    钱是媒介,表现了“我”一家对老王的关爱,这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和优雅风度的体现。当其他乘客不愿坐老王的车,我们一家却坐他的车,而且在得知老王得了夜盲症时,“我”女儿还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。老王给我们家代送冰的时候,我们不要他减半收费,送钱先生去看病时“一定要给钱”。应该说这其中有同情的成分在,但这并不是偶尔的一次两次。钱碧湘在《祸至不惧福至不喜——杨绛先生二三事》中记载了杨先生关心“大院里给许多人家洗衣的于奶奶”的事情,这体现了杨先生对待穷苦人一贯的“怜老惜贫”的态度。

    二、“钱”是情感交流的鸿沟。

    文章一开始说“我常坐老王的三轮。他蹬,我坐,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”。“ 他蹬,我坐”,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就表现了人物身份的差异,而不同阶层的人认知基点也存在差异,不同生活层次的人情感交流必然存在“隔”的状态。

    当老王愿意给我们家代送冰并要将车费减半的时候,文中写到“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”,这句话中大家都集中在“减半收费”这四个字上,并由此推出老王的善良忠厚的品性以及作者一家对老王的好,其实,这句话的核心在“当然”这两个字上,什么情况下才会说出“当然”这两个字?只有“我”在经济或者精神处于优越的前提下才会有这样的心理,老王“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”,也许会让“我”“当然”地找到了心理的平衡点。

    文学作品往往有留白之处,读者要“依据语境研究话语的真正含义,解释话语的言外之意。会话含义关注的不是说话人说了些什么,而是说话人说这句话可能意味着什么。”(着重号为作者引用时所加)(李振羽编著《语用学教程》P58,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)《老王》一文尽管写得十分简约,但言外之意却十分丰富。

    老王在临终之前最后一次拎着香油鸡蛋去看望“我”,老王他只说“我不吃”,这句话的文本意义空白之处在哪里?老王为什么说“不吃”?这样一个身体极度衰弱油尽灯枯似的人不正需要补充营养吗?其实,老王也许想说的是“我已经没必要吃了,或者已经不能吃了,因为我估计不行了,熬不住了。”当“我”要给老王钱时,老王说“我不是要钱”,这句话如果改成“我不要钱”,那意味可能就大不相同,因为“我不要钱”只是表明了一种态度,某“教参”解说此处时认为“他制止作者去取钱时说‘我不是要钱’,以言钱为耻,表明了他的忠厚善良”,这恐怕既与老王的身份不合,也与文本前面的情节不合,更是曲解了文意,如果按照教参解说,那换成“我不要钱”倒似乎更好。但老王说的“我不是要钱”确实留下了很大的言外空白的阐释空间,不是要以鸡蛋香油换钱,那老王来干什么?很多人在解读文本这处关节时都说这是老王来感恩的,我们不排除这一点,但仅仅是这样吗?我认为不是,“我不是要钱”,是来有事的,老王无儿无女无亲人,只有“我”一家人还同情他,帮助他,他在弥留之际硬撑着来到“我”这里,其实可能还有一个更深的意图在,就是想要向“我”一家交代一下身后事。文章最后交代老王身后事时,当我问老李老王身体的状况时,特别提到老王“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”去世的,这也可以验证老王话语背后的空白之处。当“我”一家和老王的交往没有超越“金钱”这条鸿沟时,深层次的情感交流就全部落空了。

    三、“钱”是唤醒良知的醒木。

    当“我”得知老王去世的消息时,“我”先是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,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,但心里总觉得不安,作者反思到“因为他来表示感谢,我却拿钱去侮辱他?”作者接着又否认了这一点。尽管作者自己否认了,但这一闪念其实还是与钱有关的,因为“我”坚持要给钱是在老王表白“我不是要钱”之后。回想文中老王送钱先生看病后老王说“我送钱先生看病,不要钱”这句话,在“我”一定要给钱后,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:“你还有钱吗?”我笑说有钱,他拿了钱还不大放心。“文革”时代的主旋律是所谓普通劳动者当家作主,其实是少数人利用运动来打击、迫害知识分子。杨绛之所以不敢坐三轮车,大概是因为当时作为知识分子,不敢“坐劳动人民拉的”车,不敢“骑在人民头上”。而默存的一条腿大概也是被打伤的。老王此时仍然一如既往地对待他们,他“哑着嗓子”“悄悄问”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懂得换位思考,懂得尊重别人,不怕被牵累,真诚关心钱钟书夫妇的善良。这种善良在那个罪恶的年代实在是难能可贵的!从这一点看“我”和老王两人在感情的付出是不对等的。

    如果把老王心中的杨绛和杨绛心中的老王拿出来称一称,应该有轻重。在老王的心里,杨绛一家人就像他的亲人——他临死之前最牵挂的亲人。即便他们是别人眼中的“黑五类”,是要打击批斗的对象,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对待他们,给精神受到巨大折磨的杨绛以精神抚慰。而在杨绛的心里,老王就是个生活在底层的普通劳动者,就是个生活不幸的三轮车夫。因此作为高级知识分子,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这个毫无学识的可怜的人,她并没有把老王放在和自己平等的位置上去看待。所以,杨绛付出的情感顶多是同情,同情他的苦,同情他的残疾,同情他的贫困。所以面对行将就木的老王,她没有请他进屋,没有送他下楼,她不知道老王临终前真正需要的是什么!她不知道老王得了什么病,也不知道吃了什么药,甚至在老王去世十多天后竟然才从老李那里顺便知道,竟也没有问葬在哪儿。所以我们说同情与“心”相联,才是一种真同情,因为没有“心”的同情,往往对被接受者来说就构成了人格上的不平等。而杨绛正是没有做到以心换心,用平等心、真诚心、关爱心去交换一颗老实心、善良心、厚道心。所以,她才感到愧怍!

    《老王》结尾原文是“我渐渐明白:那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”,作者为什么这么写?“多吃多占”这四个字就是从物质层面上说的,这与文章中多处提到钱正好呼应。后来改为“幸运者”实际上包含了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,与老王的经济上的困顿和被歧视的命运相比,“我”确实是一个幸运者!

    我不禁想起屠格涅夫的《乞丐》一文,这篇文章包含了很多层意思,它写到了平等、爱心和同情,还写到了一层别的意思,屠格涅夫的最后一句话是:“我明白,我也从我的兄弟那儿得到了施舍。”为什么说,施舍者非但没有给乞丐什么东西,反而从乞丐那儿得到了施舍?我想从杨绛先生的回忆看,老王大概没有享受到“兄弟”这样的一声称呼,这样一声人道主义的精神平等的称呼是多么的难能可贵!

    “我”尽管在经济上资助过老王,但也曾经在精神上俯视过老王,在老王去世几年后,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断拷问自己的灵魂,这里的“愧怍”表现的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良知,是知识分子在心灵深处对底层人光芒的仰望。

    (江苏省姜堰市罗塘高级中学 225500)

         (本文发表于《语文学习》2011年第6期P47~4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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